吴敬琏：不担心房价降不下去 更担心楼市崩盘

　　经济增长和业不是线性关系
 

　　财经：我们注意到李克强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民之所望和施政所向”。您觉得在经过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现在的民之所望是什么？
 

　　吴敬琏：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些相当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想老百姓的基本愿望是能够克服这些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大概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靠投资拉动、大量耗费资源来实现增长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续。它造成了许多的问题，而且现在变得越来 越严重。从微观的来说是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我通常说人类生存基本的条件受到了破坏，空气、水、土地现在的情况都 很严重。那么进而再说到更复杂的问题很多了，一直到宏观的问题。宏观的问题是因为大量的靠投资来拉动增长，它一定会造成货币的超发，会造成通货膨胀 压力的提高。
 

　　另一方面是体制上的问题。体制上的问题使得老百姓的一些基本的追求——比如亲民、官员的廉洁，这些都做不到。
 

　　财经：那么当中核心的矛盾是什么？
 

　　吴敬琏：核心的矛盾还是体制问题，经济体制、社会认知体制。体制上有缺陷，所以会造成腐败的绵延，造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转不过来，转了十几年了，而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
 

　　财经：那么施政所向呢？
 

　　吴敬琏：施政所向是先要找出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找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然后用政府的力量和大众一块儿来解决这些问题。
 

　　财经：作为经济学家，您对政府的施政所向具体怎么看？比如说经济快速发展，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给落后地区创造了大量的业机会，但这里面也有问题。如何去解决高速发展和付出的代价的矛盾？
 

　　吴敬琏：我不得不说在这里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经济增长和业及老百姓的收入是线性相关的。是说一定的增长速度必须付出这个代价，有有 了这么快的增长速度才能够有这么多业，才能够使得老百姓的收入有这么高的增长。其实这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简单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问题是看你怎么增 长，你靠什么办法增长，这是所谓增长方式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近的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到去年和今年增速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这一年半的时间业的情况怎样？业的情况比前两年要好得多。这是说，这两者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关系，不是说有多少增长有多少业。
 

　　“九五”计划决定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五”计划做得很不好。在我那本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里面讲到了当时讨论问题出在了哪里， 叫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主要的是指政府有太多配置资源的权力，政府把GDP的增长看成政绩的主要标志。这是问题所在。那么怎么办？转变方式。转变方式 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有些什么办法？当时讲了四个途径：一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市民化；二是制造业要强调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是要着重在研 发、设计、售后服务等方面，是说要发展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成分；三要发展服务业，发展独立的服务业，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四是用信息化改造整个国民经济。
 

　　为什么这两年的业情况跟经济增长的情况是两个方向？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服务业的发展终于超过了制造业，大概是从前年开始。去年我们在国民经济中的三产业比重超过了二产业，这是历史上次。所以虽然增速掉了几个百分点，但业没有掉。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问题，因为产业结构有问题，反倒是大学毕业生的业情况很不好。原因是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比重仍然太低。我们当然需要进一步改进，但是一定要打破那种想法，说是一定要保持8%或者10%的增长速度才能保证业，并不是这样的。
 

　　关于国企改革
 

　　财经：我们注意到当前的改革再次把国有企业改革列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也看到以前说要管好企业，现在则要管好企业的资本。这样的一个改变，您觉得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这可能是三中全会吸收产业界和经济学界的讨论后在国有企业问题上重要的一个突破。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过去政府直接管企业，政府官员变成了企业的经理人。这是不正常的，这是搞不好的。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现在的问题看怎么落实了。
 

　　财经：谈到国企改革，您怎么看去年上海推出的国有企业改革20条？
 

　　吴敬琏：上海别重要，上海是一个国有企业比重别大的城市。它的改革对全国是有影响的。我所知道的是上海以前把家化卖了去充实社保基金，我对 这个事情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现在为了防止出现系统性危机，这件事要抓紧做。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讲了要拨付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保基金，我们社保基金的 缺口是相当大的。但现在还没有看到动作。这个决定不但是有关国有经济的改革，而且是一个防止资产负债表里负债率太高、防止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有效办法。